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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融百姓说贴心话 法润万家办实在事 我省打造人民调解工作"升级版"纪实
2019年08月09日 09:56:59  作者:谢盛梅  来源:云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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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人民调解制度初步建立,1982年,人民调解制度载入宪法,1987年,村(居)委会组织法给予确认,2010年8月,人民调解法把人民调解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说起人民调解制度的变化,干了35年人民调解工作的富民县人民调解员张金麟如数家珍。

  从制度变化到调解矛盾的变化;从田间地头调解矛盾到会议室协商;从调解员“单打独斗”到建立多元化的大调解机制……这种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正向着法治化、规范化的道路前行。
 
  人民调解制度的确立
 
  1954年,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性质、名称、设置,规范了人民调解的任务、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要求人民调解必须依法及社会公德调解,遵守平等、自愿及不剥夺诉权的三原则。
 
  《通则》的颁布,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确立。1982年12月,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人民群众自治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宪法,人民调解制度正式确立。
 
  从1954年到1984年30年间,人民调解工作在称谓、所属部门、人员方面发生了一些改变。
 
  张金麟说,当时区划调整十分频繁,富民县属于武定专署,有专人负责人民调解工作。1954年3月,人民调解制度初步建立,1962年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后,乡镇的初型形成,此时,公社设立民政调解员,后期由公安特派员负责调解工作。1962年底,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结束时,政府在9个公社设置民政调解员,在公社下设的各生产大队设置调解主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公检法司系统得以恢复重建。1984年3月,机构改革将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或区公所,在镇政府、区公所设立司法办,设司法助理员,在镇下设办事处(村级)、区下设小乡政府(村级),设调解主任,在生产合作社设立调解小组,主要配合乡镇工作,解决邻居纠纷和婚姻纠纷。
 
  “当时我们处理了许多田间地头、家长里短的纠纷。”张金麟回忆,村里发生纠纷,村民小组干部和群众都会积极反映,他赶到现场后,将大部分矛盾纠纷直接化解在田间地头或村头巷尾,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村民会主动找大队或办事处的调解主任,调解主任再约上双方当事人在会议室或办公室解决,少数重大复杂疑难纠纷才会申请司法助理员调解。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调解员李如华回忆,1984年左右,县里的司法局一般都设在政府里,乡政府里设置有基层调解科,有司法调解员,主要配合乡政府解决一些村里常见的邻里纠纷。
 
  由于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村民对粮食物资看得很重,因此,那时的生产纠纷较多,水源问题、田埂纠纷……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便成为当时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矛盾发生后,如何调解才能让双方满意?张金麟回忆起当初的调解工作仍觉得自豪:“当时我的调解成功率几乎都达到了100%。”
 
  人民调解工作从“被动”变“主动”
 
  1989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了专门的规范。张金麟说,当时调解民间纠纷,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主要靠道德约束。1998年,政府部门在乡镇建立司法所,在办事处设置调解主任,基层司法行政逐步得到加强。
 
  当时,关于赡养老人、夫妻关系间的矛盾纠纷较多。每当遇到这些矛盾,张金麟就会用传统美德教育进行感化,这样,几乎90%以上的矛盾都能化解。调解的纠纷多了,村民都把他当成家人,“小张来了,赶紧吃碗饭再走。”说着,一碗包谷饭已经端到张金麟手中。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初在拖担村委会和兴贡村委会工作时的情景,57岁的张金麟仍然津津乐道。
 
  1989年,富民县某老法官找到张金麟“诉苦”:自己的外甥邹某自从家庭变故后就变得好逸恶劳,谁劝都不管用,希望张金麟帮帮忙。在张金麟耐心开导下,邹某幡然醒悟,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最终与母亲和继父共同生活,从继父那儿还学了维修手艺,后来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样的纠纷案例还有很多,张金麟总是一件件倾听,一件件解决,几十年过去了,村民们还记得那个真诚为民办实事的“小张”。
 
  李如华回忆,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司法助理员和司法所长大都是调处纠纷、化解矛盾的行家里手,对于许多群体性事件,他们总是冲在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前沿。 
 
  人民调解纳入法治化轨道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其中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以案定补”的措施极大调动了基层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李如华说,人民调解法颁布后,乡村一级的人民调解员每调解一个案子都能向县里申请费用补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口头调解,进行简单登记,2012年开始,村一级人民调解需“一书齐全”即具备人民调解协议书做台账;乡一级人民调解需要“六书齐全”即调解申请书、记录、调解协议书、卷宗目录、登记表、回访记录;县一级需“九书齐全”,相比之前,人民调解工作更规范。
 
  制度在变化,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也发生了变化。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杨华介绍,2010年以后,矛盾逐渐发生改变,由调解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等一般性纠纷向调解疑难复杂纠纷的转变;由单纯调解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向调解公民与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纠纷的转变;由主要依靠道德、情理调解向情、理、法相结合,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调解的转变;由口头随意性调解向规范化调解的转变;由单纯的民间调解向与诉讼制度相衔接的诉调对接转变。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分别在交通、医疗、劳动争议、物业纠纷、消费纠纷、旅游纠纷等行业性专业性领域设置了534个调委会。
 
  “如今,调解工作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变成了多方联动化解。”随着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健全,张金麟和李如华都明显感觉到“如今人民调解的力量大了”。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打造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升级版”,2018年5月至8月,司法部部署在北京、天津、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云南、宁夏等9省(区、市)开展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试点工作。
 
  云南省紧抓试点省份机遇,把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一线防控、重点突破、多元整合、源头治理”做法,取得一定实效。
 
  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赵祖平说,我省成立了“省级人民调解参与信访问题化解专家库”,全省建立以“李学调解工作室”等为代表的306个品牌“人民调解个人工作室”。同时,坚持“一线防控、重点突破、多元整合、源头治理”做法,在省、州(市)、县(市、区)三级信访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参与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室”保障工作全覆盖的基础上,突出红河、楚雄、保山3地“工作示范点”建设,形成“全面铺开、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常态推进”的良好工作运行态势。
 
  “个人调解室”成为云岭大地品牌
 
  云南作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试点省份期间,摸索出一套“品牌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经验。
 
  2018年,云南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不断创新人民调解工作形式和方法,打造了一批“名字叫得响、工作做得实、群众信得过、扎根基层深、作用发挥好”的“个人调解室”品牌。
 
  昆明市五华区“李学调解室”不仅在昆明打出了自己的名气,还受到司法部表彰。说起调解经验,干了20余年的人民调解工作的李学说:“解决老百姓的纠纷,讲大话没用,关键是说贴心话,办实在事。”这就是李学的调解心经。作为一名社区基层调解员,最初,李学遭受了不少冷遇,到群众家中坐“冷板凳”是常有的事。李学感慨,作为一名社区基层调解干部,居民之间矛盾的调解,不仅要赢在理上,更重要的是用心,是用情。
 
  自1998年从事调解工作以来,李学调处了大量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98%,深受群众好评,实现全区20年无群众上访的良好局面。2017年,在司法部召开的电视电话会上,李学被表彰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成为昆明市唯一获此殊荣的调解员。2019年1月,李学被授予“全国调解专家”称号,全国仅有20名。
 
  “李学调解室”只是我省成百上千个“个人调解室”品牌中的一个,还有许多“个人调解室”呈网状分布在云岭大地各个角落。以李学等为代表的优秀调解员们,不仅熟悉基层一线情况,而且在当地德高望重,深得群众认可,极大提高了调解成功率,实实在在履行着将矛盾化解在一线的责任。
 
  2019年6月,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商小云在全省调解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省人民调解工作呈现出“两高两低”的可喜局面,一是调解成功率高,反悔率低,全省调解组织每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近60万件,成功率达97%;二是法院支持率高,改判率低。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防范和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谢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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