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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石材被砸伤 法援相助获赔偿
2019年01月23日 09:41:17  作者:刀一波  通讯员  刘已莎  来源:云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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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工作了10余天,52岁的农民工蒋师傅就在搬运石材的过程中不幸将右手无名指砸伤,以致骨折。劳务公司只为其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但未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相应社会保险,蒋师傅只好到昆明市盘龙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面对两种援助方案,法援律师耐心向蒋师傅解释,权衡利弊,最终通过调解获得赔偿。

  两种方案待选择
 
  2017年11月13日下午,一名无名指上裹着纱布的中年男子来到盘龙区法律援助中心,紧张地问:“这里是不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告知其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并询问他手指为何受伤,为什么要申请法律援助。
 
  男子说自己姓蒋,来自贵州山区。2017年8月,他经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名包工头介绍,到陆良县某高速公路从事维修维护工作。谁知仅工作了10余天,他就在搬运石材时砸伤了右手无名指。经诊断,其右手第四指骨中段骨折。住院后,劳务公司负责人为其垫付了医疗费用。
 
  蒋师傅工作的第一天,劳务公司就为其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但并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其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
 
  云南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莹接到指派后,与蒋师傅取得了联系。经综合分析后刘莹认为,蒋师傅有两个选择:可向法院起诉,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索要人身损害赔偿;也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仲裁,由劳务公司进行工伤赔偿。
 
  两种选择各有利弊,起诉方案程序简单,赔偿金额较高,用时较短,且胜诉后向保险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实际执行获得赔偿的几率高。但同时,起诉的风险较大,因在人身损害赔偿中存在过错责任,若法院判定蒋师傅个人有过错,不能100%获得赔偿。且保险公司如不服判决,向上级法院上诉,案件诉讼周期长。
 
  仲裁方案程序较为复杂,因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需先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之后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鉴定,鉴定完成后再向劳动仲裁委申请工伤赔偿。该方案获得赔偿几率高、风险小,而且工伤赔偿金额相对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也更高。
 
  申请鉴定作认证
 
  经反复解释和商议,蒋师傅决定选择仲裁。因担心在诉讼过程中劳务公司出现变故或有其他情况发生,为保险起见,刘莹建议蒋师傅在进行劳动仲裁的同时,到司法鉴定中心对人身损害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三期费用等进行相应的司法鉴定。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师傅为伤残十级,后期医疗费为6000元,误工期为90天,护理期为10天,营养期为10天。然而,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人身损害伤残鉴定结果并不适用,人身损害鉴定标准与工伤鉴定标准并不一样,工伤鉴定标准比人身损害鉴定标准更低,但这一鉴定的差别并不影响诉讼的进行。
 
  2017年11月20日,蒋师傅及法援律师向盘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申请书,该案于同年12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仲裁委确认,蒋师傅与劳务公司自2017年8月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确认劳动关系后,蒋师傅向昆明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鉴定,但被告知需将受伤手指内的钢板取出后才可鉴定。2018年2月,蒋师傅受伤手指内的钢板被取出,其无名指已无法弯曲,其也因此无法搬抬重物。取出钢板后,蒋师傅立即申请鉴定,经昆明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
 
  历经调解获赔偿
 
  2018年6月,昆明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关于因工伤残等级鉴定结论的通知》,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蒋师傅经鉴定为伤残十级。该决定作出后,劳务公司并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也未提起行政复议,故该鉴定已生效。
 
  鉴定生效后,法援律师为蒋师傅撰写了申请工伤赔偿的劳动仲裁申请书,请求仲裁双方于仲裁立案之日起解除劳动关系,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停工留薪工资1.84万余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3万余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1.05万余元、十级工伤一次性伤残就业金3.7万余元及护理费、营养费、工伤鉴定费等合计11万余元。
 
  开庭后,仲裁员为蒋师傅及劳务公司解释了相关法律法规,建议双方调解。刘莹告诉蒋师傅,如调解结案,虽赔偿金额要作一些让步,但调解后可由仲裁委出具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仲裁调解书,调解协议可约定还款日期,可尽快得到赔偿。即使劳务公司最后不履行调解协议,也可根据生效的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刘莹提醒蒋师傅,如不调解,虽赔偿金额会比调解得到的金额多,但因仲裁裁决书不是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仲裁委出具裁决书后,劳务公司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后,劳务公司如果依旧对判决不服,仍可上诉至二审法院。从仲裁到一审再到二审,最终到强制执行,可能要花费2年时间,时间成本过高。而且,到2年后申请强制执行时,劳务公司是否存续或破产都是未知数。
 
  鉴于此,刘莹建议蒋师傅尽量选择调解。经双方协商,最终蒋师傅同意以劳务公司一次性赔偿6万元结案,劳务公司于1个月内支付相应款项。
 
  “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该案历时1年的时间,经历了2次仲裁、4次鉴定,蒋师傅最终拿到了赔偿金。在选择诉讼策略上,虽然仲裁的过程复杂、历时较长,但风险也最小,这种诉讼方式依旧是法律援助案件中的最优选择。”刘莹说。
 
  本报记者 刀一波 通讯员 刘已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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